1910年，晚清一个名医写了本小说，说自己做了个梦，梦见未来的中国没有租界，黄浦江上架着大铁桥，地底下跑着电车，浦东在办万国博览会，还有飞船把人送上了月球。十三年后，鲁迅翻了翻这本书，批了几个字：说梦话，胡说八道。
1910年的上海，租界里洋人横着走。租界外面，码头上的苦力光着膀子扛货，一天挣几个铜板，勉强够吃碗泡饭。
陆士谔刚从病人家里出来。他是上海滩有名的中医，师从名医唐纯斋，治好过广东富商夫人的绝症，被人称为上海“十大名医”之一。
但他不光会看病，还会写小说。一辈子写了一百多部，武侠的、批判的、讽刺的，什么都写。《血滴子》就是他的手笔，后来被翻拍了好几次。
这天夜里，陆士谔坐在书桌前，窗外传来巡捕房的哨子声和黄包车的铃铛声。他提起笔，写了一本叫《新中国》的小说。
书里的主角也叫“陆云翔”——就是他自己的字。
故事很简单：陆云翔喝醉了酒，一觉睡过去，醒来已经是四十年后的上海，1951年。
他走上街，发现一切都变了。
租界没有了。洋人见了中国人客客气气，遵守中国法律。治外法权废除了，中国的地盘中国人说了算。
黄浦江上架起了巨大的钢铁桥，直通对岸浦东。江底下挖了隧道，地底下跑着电车，人坐进去，几分钟就能穿过整个上海。
浦东不再是荒地。高楼一栋接一栋，正在筹办“万国博览会”，各国来参展，人山人海。
跑马厅那一带，赌场和马场拆了，盖起了一座气派的大剧院。老百姓买张票就能进去看戏听曲。
更离谱的是天上。陆士谔写道，中国人造出了“飞船”，把人送上了月球，还在月面上插了旗。
书里的人吃饭去公共食堂，物价平稳，穷人也吃得饱。贫富差距小了，社会安定了。陆士谔给这种生活起了个名字，叫“社会主义”。
1910年，大清朝还有一年就要垮台，辛亥革命的枪还没响。
飞机刚被莱特兄弟造出来没几年，能飞几百米就算了不起了。
月球？地铁？世博会？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，这跟说“太阳打西边出来”没什么区别。
书出版后，没几个人当回事。
十三年后，1923年，鲁迅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翻到了晚清这一批幻想小说。
他把陆士谔这类作品归了个类，评价很不客气：不过是在说梦话，胡说八道。
鲁迅的意思很明确：国家都快亡了，你在纸上画天堂有什么用？不去抗争，不去流血，光靠做梦就能把租界收回来？这种书只会让人继续在麻木里睡下去。
鲁迅骂得有道理。在那个年代，最迫切的事情不是做梦，是醒过来。
但陆士谔也没有错。
他不是不知道现实有多烂。他每天出门看病，经过租界，经过码头，经过要饭的、卖儿卖女的、被洋人踢翻了菜摊只能蹲在地上哭的小贩。他比谁都清楚191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。
他就是在最烂的日子里，硬写了一个最好的梦。
陆士谔后来没有大红大紫。他继续在上海行医、写书，默默无闻地过完了一辈子。《新中国》这本书也早就被人忘了。
2010年，世界博览会在上海浦东开幕。黄浦江上横着南浦大桥、杨浦大桥，江底穿着越江隧道，地铁线路密得像蛛网，浦东的高楼已经盖到了六百多米。
陆士谔在书里写的万国博览会、跨江大桥、地下电车、浦东开发，一件一件全部变成了现实。
2007年，“嫦娥一号”绕月飞行。2013年，“嫦娥三号”着陆月球。中国人的飞船真的上了月球，虽然插的不是黄龙旗，是五星红旗。
租界早在1943年就收回了，治外法权废除了。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，遵守中国的法律。
陆士谔写在1910年的那些“梦话”，一百年后几乎全部应验。
鲁迅说得对：光做梦是没用的，必须有人去流血、去牺牲、去一寸一寸地把这个国家从泥里拔出来。
陆士谔也没说错：在最黑的夜里，总得有人先把梦做出来。
这个梦从1910年做到2010年，整整一百年。
中间隔着辛亥革命、北伐、抗战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、改革开放。无数人流了血，才把纸上那个荒唐的梦，变成了脚下踩着的路。
鲁迅负责叫醒人，陆士谔负责告诉人醒来之后该往哪走。一个拿手术刀，一个拿望远镜，谁也没有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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