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4年原子弹成功试爆，青岛一名老头因未能参与厕所研发痛哭：那本应属于我的工作吗？
1937年7月下旬，淞沪战云压城，杭州湾潮声如鼓。临时搭建的简易实验棚里，一位刚剃了光头的中年军官把图纸摊在桌面，“敌机夜间来袭，靠肉眼可不行，我们得自己做出眼睛。”他抬头望向参谋，“给我十天，不，七天，先把发射机架起来。”这位口气毫不迟疑的人，正是后来被同行尊称为“中国雷达之父”的束星北。
抗战爆发迫使许多科技工作者离开校园奔赴前线。束星北投身军队科研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。民国时期，大批庚款留学生东来西往，几乎撑起当时的物理学界版图；他亦在其中，却走出了一条最曲折的路径：从堪萨斯拜克大学拿到物理学士，再到柏林跟随旁听广义相对论研讨；之后转赴爱丁堡，在C·G·手下完成电磁波论文，随即又闯进剑桥与爱丁顿对线。1931年，他在麻省理工拿下硕士学位，当年的成绩单至今仍保存在校史馆，旁边写着教授手迹：“He is original and quick”。
求学途中，他常被问及动机，他笑答：“读书是为了回国修飞机、造大炮。”那句半带玩笑的话在1937年成了现实。七七事变后，浙大课堂因战争被迫中断，他干脆“人间蒸发”，三天后出现在军令部，肩章闪着冷光。对上级说完“给我经费，不给职务”，他卷起袖子在仓库找旧元件，废弃收音机里的线圈被重新绕在木框上，第一台试验雷达就在这种条件下被点亮。外电后来披露，日军战机在杭州湾上空曾两次被无形的电磁波提前锁定，“中国已有雷达”由此流传。
故事到此突然切换。1952年春，漂浮着桂花香的杭城校园内，一纸调令将束星北调往北京中科院。亲自给他写了介绍信：“反应堆和加速器正缺人，你来正好。”束星北却摇头，“真想让我安心做事，先给我张去月亮的车票。”这一句硬话，很快就传进了喜欢整齐划一的会议室，他从此出局。
政治运动展开时，他已过五十，却被编进“青壮年组”去月子口水库搬石头。冬天水面结冰，铁锹砸在冰层上“咣咣”作响，他照旧在饭盒背面推导场论公式；有人嗤笑：“都这个光景了，还算什么方程？”他没理会，只留下一句：“脑子锈了比铁锹生锈更糟。”青岛医学院缺人修理从丹麦买来的脑电图仪，他自告奋勇，把散落的零件拧回原位，仪器重新亮灯那一刻，旁观者咂舌，“这老头手真稳”。
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，全校广播里传出消息：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。院子里正在冲厕所的束星北停住水管，水声戛然而止，他握着龙头的手微微发抖，没有人听清他嘟囔了什么，只看到眼角那滴混着洗涤水的泪。十多年前王淦昌伸出的橄榄枝，至此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。
但命运并未关死所有的门。1972年，回国访问向有关部门递上三页纸，“我的老师仍在青岛，他的脑子还能发光。”不久后，陈毅元帅批示：应让束先生回到实验室。1974年，他终于摘掉“帽子”，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走进教室，两鬓已霜，却还保留当年讲课的节奏——先写三行微分方程，再推一页矩阵等价，一口吴地方言掺着英语术语，学生听得目瞪口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家在同一时期印发55号文件，对受冲击的科技人员启动系统评估，束星北作为案例之一，被列入“重点恢复名单”。就这样，他从厕所与铁锹之间被拉回课桌、示波器之间。外院来访学者见到他，第一句常常是：“您身体还吃得消？”他总用一句带笑的俚语把话岔开，“骨头没秀逗，脑子可以继续胡思乱想。”
1983年深秋，束星北因心脏病住进青医附院，弥留前只提了一个要求：将遗体用于医学教学。手续办理得很快，然而实验条件所限，仅部分愿望得以执行，最终他安葬在校园角落的一块空地上，没有墓碑，只种了两棵槐树。槐树下每年飘落的花瓣，会落在旧雷达天线的铜片上，也会落在新生的课本上，仿佛在提醒：科技进步从来不是直线，而是被无数曲折与坚持拉成的折线。
今天提起中国早期雷达，有人想到那座仓促搭建的木棚；谈到人才断层，又会扯出那段月子口水库的苦寒。束星北的一生把这两条看似矛盾的曲线连接起来——前一段证明了知识的价值，后一段验证了意志的韧劲。眼下，那两棵槐树仍在，枝干向四方分叉，有人说它们像一副展开的天线，也有人说更像一扇敞开的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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